
台灣民眾黨
一九二〇年代前期,台灣社會在《台灣民報》與各地講演會的推動下,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思想覺醒。曾經只知納稅服役、逆來順受的島民,開始公開談論議會、地方自治與基本人權。而站在這股潮流最前線的,是一群受過新式教育的知識分子、醫師與地主青年,他們共同的旗幟,是一九二一年成立、以文化啟蒙為職志的「台灣文化協會」。透過讀報社、夏季學校與巡迴演講,覺醒的火種被撒向全島的城鎮與鄉村。
然而覺醒的路線並非只有一條。到了一九二〇年代中期,隨著世界性的社會主義與勞動運動思潮傳入島內,文協內部逐漸出現裂痕。主張循溫和改革、爭取合法政治空間的一派,與傾向階級鬥爭、以工農大眾為主體的左翼青年,在理念與策略上愈行愈遠。一九二七年,這道裂痕終於無法彌合,曾經引領全島覺醒的文化協會就此分裂,主導權落入左翼之手,溫和派人士被迫另尋出路。
就在這場決裂之中,一九二七年七月十日,蔣渭水與同志們在台中集會,正式創立了「台灣民眾黨」。這是台灣人所組織的第一個合法政黨,在殖民統治的森嚴體制下,能取得結社的許可本身便是一項得來不易的突破,在台灣政治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從此,台灣人的政治訴求不再只是零星分散的請願,而是有了明確綱領、常設機關與組織骨幹的持久力量。
民眾黨創立之初,高舉地方自治與公民自由的旗幟,要求擴大台灣人在政治上的參與,改革不合理的殖民制度,並爭取言論、集會與結社的空間。但在蔣渭水的領導下,黨的重心日益向工人與農民的處境傾斜。他深信,若不能改善廣大勞苦大眾的生活,所謂的自治與民權便只是少數有產者的空談。這樣的路線,使民眾黨逐漸從單純的政治結社,走向與社會運動緊密結合的群眾政黨。
一九二八年,民眾黨協助成立了「台灣工友總聯盟」,把散在各地的工會與勞動團體串連起來,為罷工行動與農村爭議撐腰。這是台灣勞工運動組織化的重要一步,也讓民眾黨在基層社會扎下深厚的根基。黨人奔走於工廠、蔗田與碼頭之間,把政治的語言帶進了尋常勞動者…
一九二八年,民眾黨協助成立了「台灣工友總聯盟」,把散在各地的工會與勞動團體串連起來,為罷工行動與農村爭議撐腰。這是台灣勞工運動組織化的重要一步,也讓民眾黨在基層社會扎下深厚的根基。黨人奔走於工廠、蔗田與碼頭之間,把政治的語言帶進了尋常勞動者的日常生活,勞資糾紛與農民抗爭因而有了可以依靠的組織後盾,殖民當局對此愈發警惕。
民眾黨並不畏懼讓殖民政權難堪。其中最為人稱道的一次行動,是針對總督府的鴉片專賣許可政策:當局重新開放鴉片吸食執照,引發輿論譁然,民眾黨遂致電國際機構提出抗議,把台灣的問題訴諸島外的目光。這種訴諸國際、公開挑戰殖民體制的作風,展現了台灣人政治運動的成熟與膽識,也讓島內外看見殖民統治的矛盾,卻同時使黨與總督府之間的緊張迅速升高。
這份戰鬥性最終決定了它的命運。隨著黨的路線愈發鮮明、愈發貼近工農,與勞動運動的結合日深,殖民當局終於不再容忍。一九三一年二月十八日,正當黨員集會之際,當局宣布台灣民眾黨為非法組織,並當場勒令解散。這個台灣人苦心經營的第一個合法政黨,在成立不到四年之後,戛然而止,島上短暫的合法政黨政治也隨之落幕。
黨遭查禁的沉重打擊,加上長年為運動奔走操勞,早已侵蝕了蔣渭水的健康。就在民眾黨解散數月之後,這位被後人譽為台灣民族運動領袖的醫師,因傷寒而與世長辭,留下無數未竟的理想。然而在短暫的生命裡,民眾黨已經證明了一件事:台灣人有能力建立並經營一個屬於自己的現代政黨,也有能力把政治、社會與勞動運動熔鑄為一股力量。這個教訓,遠比那一紙查禁令活得更久,也成為日後台灣人持續追求自治與民主的精神源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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