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初期，臺灣本省菁英面臨艱難的抉擇：是與新政權合作以謀求改革空間，還是抵抗不公正的統治？許多在日治時期活躍的知識分子、地方仕紳和專業人士，最初選擇與國民政府合作，期望透過體制內途徑改善治理。
本卷透過數位本省菁英的生命軌跡，呈現這段充滿矛盾與掙扎的歷史。
然而，隨著陳儀政府的施政日益偏離民意，合作的空間逐漸消失。部分菁英轉向批評政府，有些人則被迫沉默。這種在協力與抵抗之間的掙扎，不僅是個人的道德困境，更反映了整個臺灣社會在政權轉換中的集體焦慮。
本卷透過數位本省菁英的生命軌跡，呈現這段充滿矛盾與掙扎的歷史。
1945年秋天，選擇合作幾乎是不需要考慮的事。林獻堂在日治時期領導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二十餘年，此時出面主持歡迎籌備、擔任省參議員、被推為各種委員會的代表；醫界的杜聰明、金融界的陳炘、學界的林茂生同樣接下了新體制裡的位置。他們的理由一致：日本人走了，臺灣人終於可以在自己的政府裡任職，就算制度不完備，也應該從內部把它撐開。
兩年之內，這條路一段一段收窄。省參議會的質詢無效，公署的重要職位仍以外省人為主，經濟統制讓臺灣人的資本無處施展。陳炘籌辦大公企業公司想整合本地資本參與重建，反而使他成為當局戒備的對象，1947年3月被以協商為名帶走，此後下落不明。林獻堂在1949年以治病為由前往東京，此後拒絕返臺，1956年病逝異鄉。合作路線最後留下的教訓不是合作錯了，而是：合作需要對方也把它當成合作。
保密局呈報「王添灯已被密裁」的文件，署名林頂立。王添灯是省參議員、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宣傳組長，向政府提出三十二條處理大綱後失蹤——這份紙是他下落的唯一官方紀錄。
保密局檔案
吳國楨夫婦的邀請函，一九四六年。新政權對本省仕紳的態度是延攬——赴宴或不赴宴，在那幾年是一個真的要想清楚的問題。
中央研究院數位典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