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平反運動

1987年2月4日，三個人宣布成立「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醫師陳永興、律師李勝雄，以及雜誌發行人鄭南榕。當時距離解嚴還有五個多月，戒嚴令仍然有效，而「二二八」這三個字在公開場合已經沉默了四十年。促進會的訴求只有三項：公布真相、平反冤屈、訂定二月二十八日為和平日。

那一年的紀念活動在嘉義、臺南、高雄與臺北陸續舉行，多數被警方阻擋、驅散或包圍。但困難的不只來自官方——很多受難者家屬並不希望有人來紀念。四十年來他們學會的是不要提：死亡證明上的死因欄寫著別的東西，孩子從小被告知父親「去了外地」，鄰居知道但不問。對這些家庭而言，1987年在街上把事情喊出來的人，帶來的除了希望還有恐懼。

解嚴之後事情開始移動，但移動得很慢。1989年，全臺第一座二二八紀念碑在嘉義市落成；同一年，侯孝賢的《悲情城市》在威尼斯獲得金獅獎，成為第一部公開觸碰這個事件的劇情片。民間的口述歷史採集在1990年代初密集展開——訪談者往往要登門好幾次，才等到一位老太太願意說出四十多年前那個早上發生的事。

官方的動作始於1990年。行政院成立「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由學者主持，得以調閱過去封存的檔案；1992年2月公布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是政府第一次以官方文件承認事件的規模，並估算死亡人數在一萬八千至兩萬八千人之間。報告刻意避開了究責，但它做到一件此前不可能的事：把數字寫進國家自己的紙上。

1995年2月28日，李登輝在臺北新公園落成的二二八紀念碑前，以國家元首的身分向受難者家屬道歉。同年，《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公布施行，成立紀念基金會，開始受理申請、發放補償金並回復名譽。1996年，新公園更名為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1997年，二月二十八日成為國定紀念日。從促進會成立到這一天，剛好十年。

爭議並沒有隨之消失。有人認為用「補償」而不用「賠償」是刻意迴避國家責任——這兩個字直到2007年才改過來；有人認為報告不指認加害者等於只做了一半；也有人，特別是部分外省家庭與軍系背景的人，認為不斷重提只會撕裂族群，而他們自己的父輩同樣是那個年代的一部分。

但1987年那三個人要的其實不多：先讓這件事可以被說出口。臺灣後來所有的轉型正義工程——檔案開放、政治檔案條例、促轉會——都建立在一個很簡單的前提上，就是這個題目不再是禁忌。而那個前提不是誰恩賜的，是在戒嚴尚未解除的1987年2月，由三個人先喊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