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南案與十信風暴
1984年10月15日上午,美國加州戴利市。作家劉宜良——筆名江南——在自宅車庫遭槍擊身亡,時年五十二歲。他曾任臺灣報紙的駐美特派員,後入美國籍;真正讓他成為目標的是那本《蔣經國傳》,1975年起在報端連載,1984年在美國出版。書的筆調並不算尖銳,它的冒犯之處在於把一位在位者當成一個可以被書寫的人。案發地點在美國本土、死者持有美國護照,這兩件事決定了後面所有事情的走向。
偵辦很快指回臺灣。開槍的是竹聯幫的吳敦與董桂森,帶隊的是幫主陳啟禮,下令的則是國防部情報局局長汪希苓中將,副局長胡儀敏與第三處副處長陳虎門參與其中。陳啟禮出發前錄下一卷錄音帶交人保管——那是黑道對官方的自保。1984年11月,臺灣展開代號「一清專案」的全島掃黑,陳啟禮入獄,錄音帶隨即曝光。一樁在海外執行的滅口案,就這樣從自己人手裡翻了出來。
聯邦調查局取得證據之後,案件不再是刑案而是外交事件。眾議院亞太小組委員會主席索拉茲在1985年舉行聽證,指控說得很直白:一個受美國安全承諾保護的政府,派遣黑道在美國領土上殺害美國公民。臺北被迫在自己的軍事法庭上審判自己的情報首長。1985年4月,汪希苓被判無期徒刑,胡儀敏與陳虎門各判有期徒刑,陳啟禮、吳敦亦處無期徒刑。官方的說法是少數人擅權,但沒有人相信責任真的在判決書停下的那一層結束。
審判進行的同時,另一場崩塌從金融端發生。1985年2月9日,臺北市第十信用合作社爆發擠兌,儲戶在分社門口排成長龍。財政部勒令停業整頓,查出違法超貸逾新臺幣一百五十億元,擠兌並蔓延到同一體系的國泰信託。十信的理事主席蔡辰洲,同時是國泰蔡家的成…
審判進行的同時,另一場崩塌從金融端發生。1985年2月9日,臺北市第十信用合作社爆發擠兌,儲戶在分社門口排成長龍。財政部勒令停業整頓,查出違法超貸逾新臺幣一百五十億元,擠兌並蔓延到同一體系的國泰信託。十信的理事主席蔡辰洲,同時是國泰蔡家的成員與現任立法委員,在立法院裡經營著一個被稱為「十三兄弟會」的財經人脈網。財政部長陸潤康引咎辭職,財經首長連帶去職數人;蔡辰洲被判重刑,1987年在服刑期間病逝。政商之間那條從沒有人說破的線,第一次攤在報紙頭版上。
兩案撞在同一年,效果遠超過任何一場反對運動:前者說明國家可以把暴力輸出到國境之外,後者說明它連自己的財政紀律都守不住。1985年8月,蔣經國接受美國《時代》雜誌訪問時表示,蔣家人不能也不會競選下一任總統;同年12月25日,他在行憲紀念大會上當眾重申,並補上一句「也不能考慮軍政府的形式」。這是一個統治家族對外宣告自己的終點。
這一年之後,接班的問題從「誰是蔣家的人」變成「誰能被制度接受」。一年後民主進步黨在圓山成立,兩年後戒嚴解除——那些決定所需要的空間,有一部分正是1985年騰出來的。江南案沒有推翻任何體制,它只是逼體制承認了一件關於自己的事:有些手段一旦被看見,就再也用不了了。
在情報局的認定裡,劉宜良不是作家,而是一個同時對三方供稿的人:他為臺灣的情報單位工作過,也與對岸有接觸,還向美國聯邦調查局提供消息。《蔣經國傳》在局裡不被當成一本書,而被當成一份受人指使的醜化材料。判斷是這樣下的:一個掌握內部人事、又不受任何一方約束的對象,本身就是缺口。1984年,局長汪希苓決定「制裁」,並選擇借用竹聯幫的手——不動用編制內人員,正是為了讓追查在體制之外斷掉。 事後證明這個算計錯得徹底。錄音帶把整條線接了回來,而美國的司法管轄權讓臺北毫無迴旋餘地。局裡的人在法庭上守住了「奉命行事」的界線,把責任停在汪希苓身上;汪希苓服刑六年餘後於1991年獲釋,此後長年沉默。從情報工作的內部邏輯看,這是一次執行完成、事後失控的行動。從國家的角度看,它讓一個政府在自己最重要的盟友面前,失去了辯解的資格。
Isle of T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