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出聯合國與外交骨牌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深夜，聯合國大會就阿爾巴尼亞等國提出的第2758號決議案進行表決。在此之前，美國先提出「重要問題案」，主張排除中華民國須經三分之二多數同意——該案以五十五票對五十九票遭到否決。防線一破，結局就已注定。中華民國外交部長周書楷在正式表決完成前起身宣布退出聯合國，代表團步出會場。決議隨即以七十六票對三十五票通過，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在聯合國的唯一合法代表。

消息傳回臺北，蔣介石發表《告全國軍民同胞書》，寫下「莊敬自強、處變不驚、慎謀能斷」。這十二個字此後被印在課本、標語與火柴盒上，成為整個一九七〇年代的官方情緒基調。

骨牌隨即倒下。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森訪問北京，簽署《上海公報》；同年九月，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與中華民國斷交。日本的轉向衝擊尤其深——它既是臺灣最重要的貿易夥伴之一，也是許多臺灣人生命史中無法切割的一段。邦交國數目從一九七〇年的六十餘國，一路掉到一九七九年的二十餘國。

最重的一擊落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凌晨。美國大使安克志深夜叫醒蔣經國，告知卡特總統將宣布自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起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與中華民國斷交，並終止《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撤出駐臺美軍。政府當日宣布停止正在進行中的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這個決定的後果遠超預期：原本已在選戰中集結、準備藉選舉擴大席次的黨外力量，突然失去了唯一合法的競爭舞臺，能量只能轉往街頭。從停選到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的美麗島事件，中間只隔了一年。

一九七九年四月，美國國會通過《臺灣關係法》，以國內法的形式維持實質關係與防衛性軍售——這部法律日後成為臺美關係的支柱，但在當時，它並不足以撫平被盟友拋下的震撼。

弔詭的是，外交上的接連挫敗，反而鬆動了島內最堅固的一塊意識形態基石。當國際社會不再承認臺北代表全中國，「法統」敘事失去了外部支撐；於是有人開始問：如果我們不是中國，那我們是什麼。一九七一年的保釣運動、一九七七年的鄉土文學論戰，都是在這股挫折感中展開的自我追問。蔣經國本人也讀出了同樣的訊號，開始推動「本土化」，將林洋港、李登輝等臺籍菁英吸納進體制核心——這個為了鞏固政權而做的人事調整，最終成為政權轉型的伏筆。

一個政權在國際上被除名的十年，同時也是它的社會第一次認真思考自己是誰的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