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奇蹟——從農業改革到工業起飛

1950年代的土地改革——1949年將佃租上限訂為正產物年收穫量百分之三十七點五的三七五減租、將原屬日資糖業會社的公有土地釋出予佃農的公地放領，以及1953年以政府公債與四大公營事業股票強制徵購地主超額土地的耕者有其田——是戰後臺灣最具深遠影響的社會經濟政策之一。這場改革在美方技術顧問的建議下推動，並在政治上得利於一個不證自明的現實：國民黨高層在臺灣的地主階級中並無本地支持基礎。改革打破了日治時期以來的地主制度，將農業剩餘資本導向工業化，同時也以國民政府在中國大陸上從未能達成的幅度，削弱了本省地主階級的經濟與政治力量。

1960年代起，在尹仲容、李國鼎、孫運璿等技術官僚的主導下，臺灣轉向出口導向的工業化策略，以幣值貶低、加工出口立法，以及積極爭取日美投資為核心。高雄（1966）、楠梓（1969）、臺中（1971）加工出口區——為發展中國家之首創——將保稅製造集中於面積緊湊、通關流程極簡化的專區之中，吸引電子組裝、成衣製造與輕工業代工以足以吸收農業機械化所釋出之剩餘勞動力的規模進駐臺灣。以家族網絡為根基的中小企業蓬勃發展，層層綿密的代工鏈日益緻密，再加上一批紀律嚴明、願意長時間加班的充沛勞動力，共同推動了舉世矚目的「臺灣經濟奇蹟」——人均所得在1960年至1985年間翻漲十倍。

到了1970年代，十大建設——包括南北高速公路、臺中港、蘇花公路、北迴鐵路、桃園國際機場、中國鋼鐵、中油石化廠、中正國際機場與核能電廠計畫——更將臺灣的基礎設施推向現代化，同時在1973年石油危機與外交孤立交相衝擊之下，標誌著臺灣邁向重工業與戰略自足的政策轉向。然而奇蹟並非沒有陰影：漫長工時、工安事故、環境破壞，以及那些從農村被招募進入三年契約生產線宿舍之年輕女性身上所承擔的、幾近看不見的成本。

本卷審視這段經濟快速成長的歷程，探討其背後的政策邏輯、社會代價，以及經濟發展與政治威權之間的複雜關係——這個關係既為政權的情治體系提供了稅收基礎，也同時催生出一個日後終將要求民主改革的都市中產階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