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嚴時代的臺灣：白色恐怖、冷戰與經濟起飛（1950–1979）
23 Volumes
Vol. 1
1950年6月韓戰爆發後，美國推翻了杜魯門政府先前「棄守」臺灣的戰略立場，重新將臺灣納入其亞太反共防線。數日之內，杜魯門總統即下令第七艦隊「中立化」臺灣海峽——既保護蔣介石政權免於解放軍無力抵擋的侵攻，也同時約束國民黨對中國大陸的反攻冒險。1954年簽訂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將此承諾制度化，美軍顧問團、訊號情報設施與戰鬥機中隊陸續進駐臺灣，而與之伴隨的大量美援湧入臺灣，不僅穩定了風雨飄搖的國民黨政權，也奠定了臺灣經濟發展的基礎。
Vol. 2
一九四九年以前，臺灣的佃農把田裡收成的五成到七成交給地主當租。一九四九年四月十四日，臺灣省政府公布《臺灣省私有耕地租用辦法》，租額最高不得超過主要作物全年收穫量的百分之三十七點五，原本超過的要降下來，不到的不准再加。這就是三七五減租。推動它的是省主席陳誠，支持他的有蔣夢麟。
Vol. 3
戒嚴時期的臺灣，黨、政、軍三位一體的統治結構滲透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國民黨透過中央投資公司、中央貿易開發公司、中國廣播公司、中央電影公司等黨營事業掌握經濟命脈——這些集團的利潤為黨務運作、恩庇網絡與幹部培訓提供資金，也模糊了公共政策與黨派利益之間的所有界線。當局同時透過相互交疊的情治機關監控社會動態——這些機關在1950年代與1960年代皆上呈蔣經國；並透過高度集中的教育體系灌輸黨國意識形態：教室掛蔣公玉照、教科書將臺灣定位為中國一省、每天朝會齊唱由國民黨黨歌轉化而成的「國歌」。
Vol. 4
一九四九年前後渡海來台的軍人與眷屬，數量在六十萬上下。人到了，房子沒有。最早的辦法是接收：日本人留下的宿舍、營舍、學校、廟埕，能住人的就先住進去，一戶一間，走廊當廚房，公用的水龍頭在院子中央。
Vol. 5
1949年5月20日，臺灣省政府宣布戒嚴，開啟了長達三十八年的威權統治——這段時間橫跨戰後臺灣史的大半，也形塑了三個世代的政治反射。戒嚴宣布後數週之內，臺灣警備總司令部即透過軍事法庭取得對平民的廣泛管轄權；一個月後，《懲治叛亂條例》與《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的頒行，為此後四十年的超法定羈押、快速審判與死刑執行提供了完整的法律架構，一切在「動員戡亂時期」的法律框架下進行。
Vol. 6
在二十世紀中葉第二次世界大戰剛落幕、冷戰鐵幕迅速在全球拉開的歷史交軸處，台灣民間社會經歷了從光復的狂喜到二二八事件的極度幻滅。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〇年間爆發的「鍾浩東與《光明報》案」，不僅是台灣實施戒嚴後、白色恐怖威權統治初期最具代表性的政治整肅事件，更是一代熱血知識份子在動盪離亂的局勢中，因理想主義而走向幻滅與殉道的生命悲歌。彼時，剛從對日抗戰前線隻身返台的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眼睹國民政府戰後的腐敗與島內經濟的崩潰，在極度絕望中轉而將目光投向大時代另一端的社會主義，試圖在暗夜中用文字與思想為台灣點亮一盞救贖的明燈。
Vol. 7
在二十世紀五〇年代冷戰對峙最為嚴酷、國共內戰煙硝未散的歷史節點上，台灣威權政府為了徹底拔除中國共產黨在島內的地下武裝勢力，發動了戒嚴時期規模最大、搜捕人數最多，同時也造成最多無辜農民與礦工家破人亡的「鹿窟事件」。這場爆發於一九五二年底的慘劇，不僅是國家機器對省工委武裝基地的一場毀滅性軍事肅清，更在執行過程中異化為一場席捲整個台北縣（今新北市）山區的政治浩劫，將一個原本與世無爭、大字不識的偏遠山村，徹底推進了白色恐怖肉刑與冤獄的無底深淵。
Vol. 8
在二十世紀中葉冷戰對峙與戒嚴體制的陰影下，台灣威權政府為了徹底掌控山地資源、防範地方勢力與中共勢力滲透，對島內各階層進行了地毯式的清洗。其中，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四年間爆發的「高一生與湯守仁案」（亦稱「阿里山山地叛亂案」），無疑是台灣原住民近代史上最為悲壯、影響最深遠的一場集體悲歌。此案不僅讓甫於戰後萌芽的第一代原住民知識菁英與領袖幾近全滅，更以極其殘酷的國家暴力，徹底拔除了當時剛具雛形的原住民自治思潮，將高山各族重新禁錮於黨國體制的嚴密監控之中。
Vol. 9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八日，解放軍四、五千人在浙江外海的一江山島登陸，出動了兩百多艘艦船、一百八十多架軍機，這是他們第一次陸海空三軍協同作戰。島上的國軍約一千零三十人，指揮官王生明上校戰死。國軍的說法是七百二十人陣亡；解放軍的說法是國軍五百一十九人陣亡、五百六十七人被俘。一江山距離大陳島只有十二浬。
Vol. 10
在一九五〇年代冷戰局勢驟然升級、國民政府退守台灣的歷史夾縫中，蔣介石政權為了在島內建立絕對的個人極權，除了大舉肅清民間的異議人士，亦將整肅的屠刀揮向了軍隊內部。一九五五年爆發的「孫立人將軍兵變案」（亦稱「郭廷亮叛亂案」），不僅是台灣威權統治時期規模最大、層級最高的軍事權力清洗，更是黨國體制為了澈底瓦解美方對台灣軍隊的潛在影響力、將國家武裝力量全面「私產化」與「黨化」的歷史分水嶺。
Vol. 11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三日傍晚六時三十分，福建沿岸的砲口同時開火。兩個小時之內，五萬七千餘發砲彈落在面積不到一百五十平方公里的金門群島上，密度之高，使當時的國際媒體形容為「二戰以來單位面積落彈量最高的砲擊」。第一波齊射就命中了金門防衛司令部所在的翠谷，三位副司令官吉星文、趙家驤、章傑當場殉職，正在金門視察的國防部長俞大維負傷。這場後來被稱為「八二三砲戰」的第二次臺海危機，在此後四十四天內向這座前線島嶼傾瀉了將近四十七萬發砲彈。
Vol. 12
一九五九年八月七日，一個熱帶性低氣壓從嘉義布袋登陸，受到海上艾倫颱風的牽引，拉進一股強大的西南氣流。雨從七日下到九日。光是七日一天，中南部就下了五百到一千公釐，日雨量超過五百公釐的測站有十五處。雨最集中的地方是苗栗、豐原、芬園、烏溪上游、斗六和阿里山；斗六一帶半天之內下了大約一千一百公釐。
Vol. 13
一九五六年七月十六日，馬祖戰地政務委員會成立。主任委員由防區指揮官兼任，縣長由國防部指派，是軍職外調的人。從這一天起到一九九二年，島上居民犯了法，由軍法室審判，庭上沒有律師。島上的報紙原本叫《登步日報》，名字取自登步島戰役，一九五七年九月三日改名《馬祖日報》，歸陸軍馬祖守備區指揮部管，一九六四年起改由戰地政務委員會發行。
Vol. 14
在一九五〇年代美蘇冷戰對峙、蔣介石政權偏安台灣的歷史時空下，朝野上下皆以「反攻大陸」為不容置疑的最高國策。然而，隨著政局流逝與國際現實移轉，到了五十年代末期，島內一群具有遠見的知識菁英，開始嘗試打破戒嚴體制的一黨專政。一九六〇年爆發的「雷震與《自由中國》案」，不僅是台灣威權統治時期最震撼的政治整肅事件，更是戰後台灣歷史上，知識份子首次試圖跨越本省與外省籍藩籬、在體制內開創「跨省籍民主結盟」的悲壯嘗試。
Vol. 15
民國五十三年（1964年）初秋，台北市的夜沉悶得不見一絲風。彼時的台灣正籠罩在無邊的戒嚴鐵幕之下，街頭巷尾隨處可見「保密防諜」的肅殺標語，報紙電台日夜放送著「反攻大陸」的政治神話。在那個連私下議論時政都可能招致滅門之禍的年代，國立臺灣大學的教職員宿舍裡，卻有一盞孤燈伴隨著密碼般的打字機聲，正悄悄敲碎這片令人窒息的死寂。圍在桌前的是三位在體制內擁有大好前程的知識菁英：時年四十一歲的法國巴黎大學法學博士、最年輕的台大政治系主任彭明敏；他的得意門生、時任月刊編輯的謝聰敏；以及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擔任助理的魏廷朝。這三位本可安享榮華富貴的師生，此時正冒著通敵叛亂的唯一死刑罪名，秘密草擬一份名為《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的傳單，試圖用理性與良知戳破黨國維持了十五年的政治謊言。
Vol. 16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臺北市立棒球場擠滿了觀眾。場上一方是來自臺東縣延平鄉的紅葉國小少棒隊——十幾個布農族孩子，來自一個連自來水都還沒接通的山村；另一方是遠道而來的日本關西聯合少棒隊。終場比數七比零。
Vol. 17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七日，蔣介石在總統府的國父紀念月會上，指示將國民教育由六年延長為九年。這道指示在體制內以罕見的速度轉化為政策：同年底完成立法程序，一九六八年一月頒布《九年國民教育實施條例》，同年秋季開學即全面實施。從宣示到上路，不到十五個月。
Vol. 18
一九七〇年二月八日，農曆正月初三。臺東縣東河鄉的泰源感訓監獄裡，關押著全臺數百名政治犯——多數是一九五〇、六〇年代因叛亂或臺獨案被判重刑的青年。這天，鄭金河、詹天增、謝東榮、陳良、江炳興五人發動了戰後臺灣獄中唯一一次有組織的武裝行動。
Vol. 19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深夜，聯合國大會就阿爾巴尼亞等國提出的第2758號決議案進行表決。在此之前，美國先提出「重要問題案」，主張排除中華民國須經三分之二多數同意——該案以五十五票對五十九票遭到否決。防線一破，結局就已注定。中華民國外交部長周書楷在正式表決完成前起身宣布退出聯合國，代表團步出會場。決議隨即以七十六票對三十五票通過，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在聯合國的唯一合法代表。
Vol. 20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高雄前鎮的加工出口區開始運作，這是世界上第一個加工出口區，面積六十八點三六公頃，蓋在高雄港邊的中島上。區裡的工廠做電子、成衣、皮件和各種外銷的小東西，需要大量年輕、手巧、工資低的勞工，招來的多半是女性，第一年進區的勞工裡，女工佔了七成以上。
Vol. 21
1950年代的土地改革——1949年將佃租上限訂為正產物年收穫量百分之三十七點五的三七五減租、將原屬日資糖業會社的公有土地釋出予佃農的公地放領，以及1953年以政府公債與四大公營事業股票強制徵購地主超額土地的耕者有其田——是戰後臺灣最具深遠影響的社會經濟政策之一。這場改革在美方技術顧問的建議下推動，並在政治上得利於一個不證自明的現實：國民黨高層在臺灣的地主階級中並無本地支持基礎。改革打破了日治時期以來的地主制度，將農業剩餘資本導向工業化，同時也以國民政府在中國大陸上從未能達成的幅度，削弱了本省地主階級的經濟與政治力量。
Vol. 22
戒嚴時期的臺灣，文化生產受到嚴密的國家管控，其手段透過一套環環相扣的機構體系展開：警備總部的出版品審查小組、新聞局的報禁審核、教育部的教科書編審委員會，以及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所頒布的「健康文藝」與電影指導方針。出版審查制度、最終累積至逾三千種書籍的禁書名單——其中包括魯迅、沈從文、巴金，以及任何被懷疑「陷匪」的作者——加上從1951年至1988年將登記報紙數目凍結在三十一家的報禁，一同將言論與思想的自由流通壓縮至可與同時期蘇聯集團社會相比的程度。
Vol. 23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九日，臺灣舉行五項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桃園縣長一席的選情格外緊繃：許信良原是國民黨籍省議員，因未獲提名而違紀參選，被開除黨籍，對手是黨提名的歐憲瑜。這是一場黨外挑戰者與執政黨的正面對決，而所有人都知道，開票所裡發生什麼事，往往比投票所裡發生什麼事更決定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