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港通商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天津條約》（1858）與《北京條約》（1860）迫使清廷開放臺灣港口進行國際貿易——這一轉折將臺灣從帝國邊陲轉變為全球商業網絡中的節點。淡水、雞籠、安平與打狗（今高雄）被指定為通商口岸，至1860年代，外國商人、傳教士與領事官員已在臺灣海岸建立了常駐據點。

經濟衝擊既迅速又深遠。產自臺北以北霧氣繚繞丘陵地帶的臺灣茶葉，成為銷往美國與歐洲的珍貴出口品，與福建名茶分庭抗禮。樟腦——賽璐珞製造與製藥工業的關鍵原料——使臺灣躍居全球主要供應地之一。蔗糖則延續其數百年來作為輸往日本與中國大宗出口品的角色。怡和洋行、寶順洋行等英商紛紛設立據點，而陶德（John Dodd）於1869年首次將福爾摩沙烏龍茶直銷紐約，開拓了全新的市場。與商業並行的是長老教會傳教士——北部的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與南部的巴克禮（Thomas Barclay）——引進了現代醫院、學校，以及為在地語言設計的羅馬字書寫系統。

本卷追溯臺灣港口的被迫開放如何將島嶼捲入全球貿易、宗教與外交的網絡中，從根本上改變了其經濟、社會，以及在日本殖民前夕與外部世界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