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線

藝者

從雕刻到電影，台灣藝術家用創作留下跨越時代的見證。

這些人物

12 位人物・橫跨 3 個時代 · 1821 – thread.span.present

清領時期

林占梅1821–1868

施士洁1855–1922

日治時期

賴和1894–1943

黃土水1895–1930

陳澄波1895–1947

吳濁流1900–1976

鄧雨賢1906–1944

江文也1910–1983

呂赫若1914–1951

現代臺灣

鄧麗君1953–1995

李安1954–

齊柏林1964–2017

原住民的世界

在大航海時代的巨輪碾開福爾摩沙的海岸線之前，這座翠綠的島嶼早已擁有了一個喧囂、繁茂且自成一格的古老宇宙。從雄偉的中央山脈、廣闊的西部平原到太平洋畔的礁岩，無數個南島語族部落在此世居了數千年。這群被後世稱為「平埔族」與「高山族」的島嶼主人，並非如西方殖民者筆下所描繪的那般原始孤立，而是各自發展出了與大自然和諧共生、精準而細緻的社會結構與精神信仰。在他們的宇宙觀裡，山川、森林與海洋皆由無所不在的萬物神靈（Utux / Anito）所庇佑，族人踩著季風與潮汐的節奏狩獵、採集與耕作，用古老的長歌、刺青與祭典，在這片土地上編織出一幅幅沒有文字卻極其震撼的「原住民的世界」。

新港文字的誕生

十七世紀初的台灣平原，沒有文字。

1895–1945旭日之下

喚醒台灣人的靈魂

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臺灣，當暗夜裡的武裝抗爭與盜賊傳奇在日警的高壓下相繼謝幕，一場不流血、不拿刀，卻更直擊帝國統治心臟的「認同革命」，在大稻埕的街頭與茶香中轟然引爆。那是一個全球思潮湧動、臺灣人的主體意識從漫長黑夜中徹底睜開雙眼的黃金狂飆時代。當時的臺灣，雖然脫離了清治時期的野蠻失序，卻陷入了被日本總督府視為「二等國民」的制度性歧視中。

台灣新文學運動

1920年代的台灣，正經歷一場政治與文化的雙重覺醒。當議會請願與文化協會的演講喚醒了島民的政治意識，一場平行的革命也在紙頁之上悄然點燃。受到中國五四白話文運動與日本近代文學的雙重啟發，年輕一代的台灣知識分子開始嚴肅地追問：文學究竟該用什麼語言、又該為誰而寫？

皇民化運動

1937年，蘆溝橋畔的槍聲越過黃海，重重壓向這座島嶼。當基隆港的貨輪繼續載著臺灣的稻米、砂糖與樟腦運往日本本土，當嘉南平原的水圳仍在無聲地灌溉著這片被殖民三十年的土地時，臺北圓山新落成的臺灣神社上，一聲又一聲祭典的鐘響劃過清晨的霧氣。而在同一個時刻，島嶼西部海岸一座百年小廟裡，觀音的木身正被憲警的軍靴推倒在地，火光在泥土上蔓延——那是「寺廟整理運動」。神社與火，交錯出臺灣殖民史上最深的一道裂縫：皇民化運動，一場帝國企圖用不到十年時間，將一整代臺灣人的靈魂徹底改寫的浩大工程。

亞細亞的孤兒

1943年，太平洋戰爭的砲火燒遍南洋，臺灣島上的言論管制也達到頂點。在台北一間報社的角落，一位年過四旬的臺籍記者，白天替官方報紙寫著歌頌「聖戰」的稿子，夜裡卻回到租屋處，就著昏黃的燈光，在稿紙上偷偷寫下一部注定無法出版的長篇小說。他心裡明白，只要這疊手稿被巡查的憲兵搜出，等待他的將是牢獄，甚至更糟的下場。這個人叫吳濁流，這部藏在抽屜與天花板夾層裡的手稿，就是後來被譽為臺灣文學不朽經典的《亞細亞的孤兒》。而「孤兒」二字，正是他寫給整個世代臺灣人的心境註腳。

1945–1949亮光與暗影

澀谷事件與國籍懸疑

戰後初期，數萬名居留日本的臺灣人面臨前所未有的身份危機。他們在法律上不再是日本國民，但中華民國的國籍認定程序卻遲遲未明。1946年的「澀谷事件」——臺灣人與日本警察的街頭衝突——成為此一困境的縮影，引發國際社會對臺灣人法律地位的關注。

去日本化與再中國化

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後，立即展開全面的「去日本化」與「再中國化」政策。日語被禁止於公共場所使用，日式地名被改為中國地名，學校教育從日文轉為中文。日治時期形成的社會組織、法律體系和行政慣例被全面替換。

本省菁英的兩難

戰後初期，臺灣本省菁英面臨艱難的抉擇：是與新政權合作以謀求改革空間，還是抵抗不公正的統治？許多在日治時期活躍的知識分子、地方仕紳和專業人士，最初選擇與國民政府合作，期望透過體制內途徑改善治理。

1949–1987沉默之島

文化管制與文學暗流

戒嚴時期的臺灣，文化生產受到嚴密的國家管控，其手段透過一套環環相扣的機構體系展開：警備總部的出版品審查小組、新聞局的報禁審核、教育部的教科書編審委員會，以及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所頒布的「健康文藝」與電影指導方針。出版審查制度、最終累積至逾三千種書籍的禁書名單——其中包括魯迅、沈從文、巴金，以及任何被懷疑「陷匪」的作者——加上從1951年至1988年將登記報紙數目凍結在三十一家的報禁，一同將言論與思想的自由流通壓縮至可與同時期蘇聯集團社會相比的程度。

1987–2000打破沉默

社會運動的百花齊放

解嚴前後，長期被壓抑的社會能量如火山般噴發。勞工運動挑戰由國家掌控的中華民國全國總工會，在造船廠、鐵路局與電子廠紛紛成立自主工會；農民運動發起遍及全島的道路封鎖，抗議在美國壓力下的農業進口自由化；環境保護運動擋下石化園區的設廠計畫，並以業餘攝影機記錄工業污染；婦女運動設立臺灣第一支性侵害救援專線，並推動男女同享繼承權的修法；原住民族運動要求改寫教科書、歸還傳統領域——各種社會運動在短短數年間遍地開花，徹底改變了臺灣的社會面貌。

2000–thread.span.present新福爾摩沙

臺灣認同

「你是臺灣人、中國人，還是兩者皆是？」這個看似簡單的民調題目，自1992年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首度系統性提問以來，已成為觀察臺灣社會靜默革命的最佳風向計。提問之初，自認「只是臺灣人」者不到兩成；三十年後，這個比例已突破六成，而「只是中國人」的認同則已崩跌至近乎個位數。這樣的轉變不是任何政策、宣傳或運動單獨能夠造就，而是民主選舉、新聞自由、世代更替、兩岸疏離，以及公民想像持續擴張的累積成果。

土地的聲音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臺灣社會逐漸意識到一個深沉的危機：曾經在這座島嶼上世代相傳的母語——臺語（臺灣閩南語）、客語、原住民族各族語言——正在快速流失，許多年輕一代已不再能流利地說出祖父母的語言，有些原住民族語甚至面臨僅剩寥寥數位耆老能說的瀕危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