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線

反抗者

四百年來拒絕屈服——一張張挺身反抗強權的面孔。

這些人物

41 位人物・橫跨 6 個時代 · 1652–至今

大航海時代

郭懷一?–1652

東寧王朝

甘仔轄·阿拉米?–?

清領時期

朱一貴1690–1722

林爽文1756–1788

莊大田?–1788

戴潮春?–1864

吳鸞旂1833–1898

日治時期

吳湯興1860–1895

徐驤1860–1895

姜紹祖1876–1895

劉永福1837–1917

簡大獅1870–1900

柯鐵虎1876–1900

林少貓1865–1902

羅福星1886–1914

余清芳1879–1915

莫那·魯道1882–1930

蔣渭水1890–1931

林獻堂1881–1956

蔡培火1889–1983

李應章1897–1954

楊逵1906–1985

簡吉1903–1951

戰後與威權時期

謝雪紅1901–1970

黃金島1926–2014

王添灯1901–1947

湯德章1907–1947

高一生1908–1954

雷震1897–1979

殷海光1919–1969

魏廷朝1935–1999

民主轉型期

彭明敏1923–2022

謝聰敏1934–2019

許信良1941–

余登發1904–1989

黃信介1928–1999

施明德1941–2024

林義雄1941–

陳文成1950–1981

鄭南榕1947–1989

李鎮源1915–2001

稻田裡醞釀的怒火

1650年代的台灣，正迎來一場前所未有的人口爆炸。

熱蘭遮城之圍

一六六一年的四月三十日，當大員海域的大霧在晨光中逐漸散去，站在熱蘭遮城（Fort Zeelandia）瞭望台上的荷蘭守軍，目睹了他們這輩子最為震撼且驚恐的一幕。遠方的海平線上，黑水溝的風浪捲動著數百艘雕刻著猙獰龍頭、飄揚著「延平王」赤紅大旗的漢人戰船，如排山倒海般直撲鹿耳門水道。那是一代梟雄鄭成功所率領的兩萬五千名鐵甲精銳。在中國大陸面臨清軍步步進逼、反攻夢碎的絕境下，國姓爺將目光投向了海峽對岸這座被荷蘭人統治了三十八年的美麗島嶼。這不僅僅是一場單純的領土爭奪戰，更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海洋文明、軍事體系以及地緣政治野心，在台灣土地上展開的一場長達九個月的生死決戰，史稱「熱蘭遮城之圍」。

1662–1683東寧王朝

大肚王國與沙轆社悲歌

一六六〇年代的中台灣，與台南高度漢化的文教氣息截然不同，這裡是一片由大肚溪、濁水溪滋養的原始蠻荒之地。在這片廣袤的平原與丘陵上，存在著一個由巴布拉族、貓霧拺族、洪雅族等十多個平埔族部落組成的跨族群大聯盟，後世歷史學家稱之為「大肚王國」。

1683–1895帝國邊疆

鴨母王與羅漢腳的逆襲

在十八世紀初的台灣南部，那是一片充滿戾氣與絕望的土地。無數隻身涉渡黑水溝、僥倖活下來的「羅漢腳」們，發現自己用生命換來的並非家鄉傳聞中遍地黃金的樂土，而是大清帝國官僚體系體制化的瘋狂剝削。

叛亂與動盪

清治時期的臺灣素以動盪著稱，堪稱帝國版圖中最不安定的邊疆之一。「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的俗諺絕非誇飾——兩百年的清治期間，有案可稽的民變超過兩百起。這種不穩定的根源深植於島嶼獨特的社會結構：急速增長的移民人口、薄弱的帝國監控、閩客族群之間的械鬥對立、地方官吏的貪墨剝削，以及缺乏一個根基深厚的士紳階層來調停紛爭。

紅旗與白旗

戴潮春是彰化縣四張犁莊人，祖籍漳州府龍溪縣，家裡世代在臺灣北路協當稿識，也就是軍營裡的文書。一八六一年，武官夏汝賢向他索賄，他不給，差事就被革掉了。他的哥哥戴萬桂早年組過一個土地公會自保，後來和張水招集地方上的殷戶結成八卦會，約定有事互相援助。

巨浪上的黑旗之王

當陸地上的羅漢腳們用大刀與熱血對抗清廷的同時，橫亙在台灣與大陸之間的黑水溝海面上，也迎來了它有史以來最混亂、最壯烈的黃金時代。十九世紀初的台灣海峽，既是一條商船往來、財富滾滾的黃金航道，也是一片法治無法企及的無政府藍色荒漠。在這片狂風巨浪中，誕生了一位讓大清帝國、西方列強以及各路商賈聽見名字都會靈魂發抖的海盜之王——蔡牽。

1895–1945旭日之下

乙未戰爭

1895年的初夏，基隆外海的三貂角海面上，出現了一支黑壓壓的龐大艦隊。那是大日本帝國陸軍大將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所率領的近衛師團。對此時的臺灣人而言，那是一個歷史被生生撕裂的絕望時刻。海峽對岸的大清帝國在甲午戰爭中慘敗，簽訂了《馬關條約》，將臺灣與澎湖永久割讓給日本。當朝廷即將「棄臺」的消息傳來，全臺哭聲震天，士紳們痛心疾首地高喊：「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

武裝抗日

日治初期持續不斷的武裝抗爭，揭示了漢人與原住民社群對殖民統治的深層反抗。併吞後的最初幾年，被稱為「義匪」的游擊戰士在各地鄉間發動持久的叛亂，迫使殖民政府展開大規模的「討伐」行動，造成數千人喪生。

雲林大屠殺

1896年6月19日到22日的四天裡，日軍在雲林一帶把村莊逐庄燒過去。總督府事後的統計是56庄、4,925戶民房，另一份紀錄作55庄、4,947戶；範圍涵蓋今天的斗六、斗南、古坑、大埤、莿桐、林內，以及濁水溪對岸南投的竹山。燒得最徹底的是庵古坑庄，505戶。

天下第一大盜

在二十世紀初的北臺灣，當大日本帝國總督府用嚴密的保甲制度與無孔不入的「派出所日本警察」，將這座島嶼打造得如同鐵桶般的警察國家時，在台北大稻埕潮濕的深夜裡，卻有一個黑影，正踩著巴洛克式洋樓的紅磚屋瓦，在夜空中如燕子般飛簷走壁。

苗栗事件

一九一二年冬天，一個不到三十歲的客家人從廣東搭船回到苗栗。羅福星生在荷屬東印度的巴達維亞，祖籍廣東鎮平，十七歲那年隨祖父來台，在苗栗一堡牛欄湖庄住過幾年，讀過苗栗公學校。後來他離台去南洋教書，一九一一年在廣州參加黃花崗之役，活著走出來。這一次回來，他帶著中國同盟會交下的任務。

太魯閣戰爭與五年理蕃計畫

台灣的高山，是那些千百年來從未向任何平地政權俯首的原住民族的家園。對一個急欲榨取山林資源、又亟需完成「全島統治」的殖民國家而言，這片雲霧繚繞的群山，是最後、也最難征服的一道邊疆。1910年，總督佐久間左馬太推出了規模空前的「五年理蕃計畫」，決心以武力一舉將高山納入版圖。

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一九二〇年代初，一群旅居東京的台灣留學生在異鄉的燈火下，開始重新思考自己與這座島嶼的命運。當時的日本正值大正民主的思潮高漲，議會政治、自由與人權的語彙在帝都街頭與校園間流轉，而台灣本身卻仍受制於總督獨攬立法、行政、司法大權的殖民體制。就在這樣的落差之中，這群青年於一九二〇年組成了「新民會」，作為凝聚同志、探索出路的核心團體，也為此後長達十餘年的政治運動埋下了種子。

治警事件

1920年代初的台灣，正處在一段特殊的政治季節。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民族自決」與立憲政治的思潮席捲全球，也悄然渡海而來；受過新式教育的台灣知識分子，開始不再滿足於總督府一手遮天的統治，而是嘗試在體制的縫隙中，為島上六百萬人爭取一點屬於自己的聲音。他們選擇的舞台不是街頭的刀槍，而是議場與請願書——這是一場以法律語言進行的抗爭。

二林事件

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台灣的糖業被打造成帝國最重要的經濟支柱之一，然而那甜蜜的財富，卻是建立在蔗農的血汗與屈辱之上。總督府以「原料採取區域」制度，把每一片蔗田都劃入指定的製糖會社版圖，蔗農種出的甘蔗只能賣給區內唯一的那家會社，別無他途。於是，何時採收、何時過磅、甘蔗如何分級、每百斤能賣得什麼價錢，全由會社單方面決定。農民既沒有議價的餘地，也無從查核那座掌握在會社手裡的磅秤是否公道。日復一日的辛勞，換來的往往是被壓低的收購價與被動了手腳的重量，難怪民間會流傳那句無奈又辛辣的話——「天下第一憨，種甘蔗給會社磅」。這句順口溜，道盡了整個世代蔗農對這套結構性剝削的認命與怨懟。

台灣民眾黨

一九二〇年代前期，台灣社會在《台灣民報》與各地講演會的推動下，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思想覺醒。曾經只知納稅服役、逆來順受的島民，開始公開談論議會、地方自治與基本人權。而站在這股潮流最前線的，是一群受過新式教育的知識分子、醫師與地主青年，他們共同的旗幟，是一九二一年成立、以文化啟蒙為職志的「台灣文化協會」。透過讀報社、夏季學校與巡迴演講，覺醒的火種被撒向全島的城鎮與鄉村。

賽德克巴萊

一八九五年乙未戰爭的烽火熄滅後，日本的太陽旗插遍了臺灣的平原與港口。然而在中央山脈那片終年雲霧繚繞、被賽德克族人視為祖靈聖域的深山裡，帝國的統治卻遲遲無法真正征服人心。三十五年後，一場積怨已久的血淚怒火，將在霧社的獵場上轟然引爆。

1945–1949亮光與暗影

二二八事件

1947年2月27日傍晚，專賣局查緝員在臺北大稻埕的天馬茶房前查緝私菸，以槍托毆傷一名寡婦，混亂中又開槍誤殺圍觀路人，點燃了群眾的怒火。積壓一年多的民怨——惡性通貨膨脹、糧食短缺、官員貪腐、本省人被排除於權力核心之外——在這一夜找到了宣洩的缺口。翌日2月28日，成群民眾湧向行政長官公署前請願，卻遭衛兵自樓上開槍掃射，當場造成死傷。消息透過電臺與口耳傳遍全島，短短數日內，從基隆到屏東，各地相繼成立處理機構、接管地方治安，一場對戰後統治的全面抗爭就此爆發。

基隆港的三月

一九四七年三月八日下午，整編第二十一師的船靠上基隆港。這是陳儀向南京要來的援軍，從上海出發，走了兩天。在此之前的十天，臺北的衝突已經蔓延成全島的處理委員會與武裝對峙；在此之後的十天，那些委員會的名單變成了搜捕的名單。

烏牛欄之役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四日，臺中的天色已經變了。三月八日在基隆登陸的整編第二十一師，一路南下，機槍與刺刀所到之處血流成河，接管市區不過十餘日的二七部隊，此刻已無力在平原上與正規軍正面相搏。謝雪紅與作戰本部的幹部們做出了那個沉重卻清醒的決定：撤出臺中，退往山城埔里。這不是潰散，而是一次有計畫的轉進——把戰火帶離人口稠密的市區，避免巷戰殃及無辜的市民，同時倚著中央山脈的屏障，保存這支年輕隊伍最後的力量。當夜，卡車與徒步的隊員沿著蜿蜒的山路向東行進，車燈在黑暗中連成一條細長的火線，載著步槍、彈藥，也載著這座島嶼一整代青年最後的孤注一擲。

澎湖七一三事件

一九四九年夏天，山東八所聯合中學的師生從青島、廣州一路南下，最後被安置到澎湖。這些人多半十幾歲，跟著學校走了幾千公里，行李只剩下課本。校方向政府爭取到的條件是：學生繼續上學，成年者才服兵役。

1949–1987沉默之島

白色恐怖

1949年5月20日，臺灣省政府宣布戒嚴，開啟了長達三十八年的威權統治——這段時間橫跨戰後臺灣史的大半，也形塑了三個世代的政治反射。戒嚴宣布後數週之內，臺灣警備總司令部即透過軍事法庭取得對平民的廣泛管轄權；一個月後，《懲治叛亂條例》與《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的頒行，為此後四十年的超法定羈押、快速審判與死刑執行提供了完整的法律架構，一切在「動員戡亂時期」的法律框架下進行。

戒嚴體制下的黨國治理

戒嚴時期的臺灣，黨、政、軍三位一體的統治結構滲透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國民黨透過中央投資公司、中央貿易開發公司、中國廣播公司、中央電影公司等黨營事業掌握經濟命脈——這些集團的利潤為黨務運作、恩庇網絡與幹部培訓提供資金，也模糊了公共政策與黨派利益之間的所有界線。當局同時透過相互交疊的情治機關監控社會動態——這些機關在1950年代與1960年代皆上呈蔣經國；並透過高度集中的教育體系灌輸黨國意識形態：教室掛蔣公玉照、教科書將臺灣定位為中國一省、每天朝會齊唱由國民黨黨歌轉化而成的「國歌」。

鹿窟事件

在二十世紀五〇年代冷戰對峙最為嚴酷、國共內戰煙硝未散的歷史節點上，台灣威權政府為了徹底拔除中國共產黨在島內的地下武裝勢力，發動了戒嚴時期規模最大、搜捕人數最多，同時也造成最多無辜農民與礦工家破人亡的「鹿窟事件」。這場爆發於一九五二年底的慘劇，不僅是國家機器對省工委武裝基地的一場毀滅性軍事肅清，更在執行過程中異化為一場席捲整個台北縣（今新北市）山區的政治浩劫，將一個原本與世無爭、大字不識的偏遠山村，徹底推進了白色恐怖肉刑與冤獄的無底深淵。

泰源事件

一九七〇年二月八日，農曆正月初三。臺東縣東河鄉的泰源感訓監獄裡，關押著全臺數百名政治犯——多數是一九五〇、六〇年代因叛亂或臺獨案被判重刑的青年。這天，鄭金河、詹天增、謝東榮、陳良、江炳興五人發動了戰後臺灣獄中唯一一次有組織的武裝行動。

中壢事件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九日，臺灣舉行五項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桃園縣長一席的選情格外緊繃：許信良原是國民黨籍省議員，因未獲提名而違紀參選，被開除黨籍，對手是黨提名的歐憲瑜。這是一場黨外挑戰者與執政黨的正面對決，而所有人都知道，開票所裡發生什麼事，往往比投票所裡發生什麼事更決定結果。

1987–2000打破沉默

黨外運動

在一黨專政的政治格局下，一批勇敢的臺灣人選擇在國民黨體制之外尋求政治參與的空間。「黨外」——這個最初只是描述非國民黨候選人、僅能競逐有限地方公職的中性行政用語——逐漸演變為一場波瀾壯闊的民主運動，將律師、教授、記者、店家與出獄的政治犯串連起來，形成一個沒有合法身分卻接近影子反對黨的政治網絡。

美麗島事件

1979年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美麗島》雜誌社在高雄舉辦大規模群眾集會，訴求民主、解除戒嚴與釋放政治犯。活動原本只是沿中山路走向圓環的火把遊行，當局卻以裝甲車與催淚瓦斯將群眾層層包圍，出動鎮暴警察強力驅散，並在接下來的三週內於全臺展開大規模逮捕行動。

林宅血案

民國六十九年（1980年）二月二十八日，台北的冬末仍透著刺骨的寒意，這一天恰是二二八事件三十三週年。當整座城市還籠罩在美麗島大審的肅殺氛圍之中，位於信義路三段的一棟尋常民宅裡，卻發生了一樁震撼全島、至今仍未偵破的滅門血案。被害者，是正在景美軍法看守所裡受審的黨外領袖林義雄的家人。

陳文成事件

民國七十年（1981年）七月三日清晨，台灣大學校園裡蟬聲未起，晨霧尚未散盡。一名清潔工在研究生圖書館旁的草坪上，發現了一具冰冷的男屍。死者俯臥在地，四肢扭曲，正是前一日才被警備總部約談帶走的旅美學者陳文成。這個猝然出現在最高學府裡的遺體，像一記悶雷，劈開了戒嚴時代看似平靜的學術殿堂，也讓海內外為之譁然。

江南案與十信風暴

1984年10月15日上午，美國加州戴利市。作家劉宜良——筆名江南——在自宅車庫遭槍擊身亡，時年五十二歲。他曾任臺灣報紙的駐美特派員，後入美國籍；真正讓他成為目標的是那本《蔣經國傳》，1975年起在報端連載，1984年在美國出版。書的筆調並不算尖銳，它的冒犯之處在於把一位在位者當成一個可以被書寫的人。案發地點在美國本土、死者持有美國護照，這兩件事決定了後面所有事情的走向。

反對黨的誕生

1986年9月28日上午，一百三十五位黨外人士以「黨外選舉後援會」的名義，齊聚臺北圓山大飯店二樓敏廳。對外公告的議題，是協調年底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的候選人提名；然而當會議進行到中途，與會者卻推翻既定議程，當場動議、表決，宣布成立「民主進步黨」，直接挑戰國民黨長達三十餘年的一黨專政。在黨禁尚未解除、戒嚴令仍然有效的情況下，這是一個冒著巨大政治風險的決定——不少與會者在步入會場前，都已做好當天散會之前即遭全體逮捕的心理準備，甚至有人隨身帶了牙刷與盥洗用具。

解嚴：走出黑夜

1987年7月15日，蔣經國總統宣布解除臺灣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令，這是世界上持續時間最長、以軍事為後盾的緊急統治之一。一紙命令下，臺灣警備總司令部失去了對民事法庭的管轄權；數以萬計被列入黑名單的海外臺灣人得以開始漫長的返鄉之路；自1949年以來規範一切公眾集會的禁令正式解除，由新通過的《集會遊行法》取而代之——然而此法的種種漏洞，將在日後的十年間由法院與反對運動輪番檢驗。

二二八平反運動

1987年2月4日，三個人宣布成立「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醫師陳永興、律師李勝雄，以及雜誌發行人鄭南榕。當時距離解嚴還有五個多月，戒嚴令仍然有效，而「二二八」這三個字在公開場合已經沉默了四十年。促進會的訴求只有三項：公布真相、平反冤屈、訂定二月二十八日為和平日。

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

民國七十八年（1989年）四月七日清晨，台北市民權東路三段的《自由時代》雜誌社裡，一場以生命為祭的烈火，驟然吞噬了總編輯室。當特警破門而入，迎接他們的不是束手就擒的犯人，而是熊熊烈焰與一具自焚明志的軀體。那一年，鄭南榕四十一歲，他用最決絕的方式，向這座仍被言論枷鎖緊縛的島嶼，宣告了「百分之百言論自由」的信念。

野百合學運

民國七十九年（1990年）三月的台北，初春的寒意尚未完全褪去，中正紀念堂前那片廣闊的廣場上，卻聚集起一股足以撼動整個國家體制的青春浪潮。數千名來自全台各地的大學生，在冰冷的石板地上靜坐，以一朵象徵自主、純潔與堅韌的野百合為精神圖騰，向那部僵化已久的政治結構，發出了振聾發聵的怒吼。

獨台會案與廢除言論叛亂罪

1991年5月9日凌晨，法務部調查局的幹員未經校方同意進入清華大學的研究生宿舍，把歷史研究所學生廖偉程帶走。同一時間被捕的還有陳正然、王秀惠與原住民傳道人林銀福。指控是他們接受旅居日本的史明所創「獨立台灣會」的指揮，在島內發展組織；適用的法條是《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唯一死刑。

2000–至今新福爾摩沙

政黨輪替

1990年代末，臺灣的政治版圖正處於前所未有的十字路口。國民黨超過半個世紀不間斷的執政，歷經1987年的解嚴、國會全面改選、以及1996年首次總統直選的洗禮，但只要從未有任何在野黨登上最高權位，島嶼的民主轉型就始終未臻完整。國民黨內部的路線分裂、民間對「黑金政治」的普遍失望，以及民主進步黨日益成熟的組織動員能量，共同匯聚成一場關鍵對決的舞台。

太陽花學運

民國一〇三年（2014年）三月十八日夜晚，一群學生與公民翻越圍牆、突破警力，衝進了臺北濟南路上的立法院議場，展開長達二十四天的佔領行動。這場後來被稱為「太陽花學運」的運動，是臺灣解嚴以來規模最大、影響最深遠的一次公民運動之一，也是年輕世代第一次以如此直接而堅決的方式，介入了國家重大政策的決定。事件的導火線，是當時執政者推動的《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許多人擔憂這項牽涉廣泛服務業開放的協議，將在缺乏充分審議與資訊透明的情況下，對臺灣的經濟自主、產業生態、就業市場乃至民主程序造成深遠的衝擊。

紅衫軍與扁案

2006年是陳水扁第二任期的第三年。5月，總統女婿趙建銘因台開股票的內線交易被偵辦；接著是國務機要費——總統府一筆以機密外交名義編列的預算，被查出用不實發票核銷。11月3日，特偵組起訴第一夫人吳淑珍等四人，並在起訴書中載明總統涉案，只因刑事豁免權而暫不起訴。

白衫軍與洪仲丘

洪仲丘是陸軍第六軍團五四二旅的下士，一九八九年生，成功大學畢業，2013年7月6日就要退伍。6月底，他因為攜帶具有拍照功能的手機進入營區被移送禁閉。7月3日下午在楊梅高山頂營區的禁閉室接受體能操練，當天氣溫超過三十五度，他中途出現異狀送醫，隔日死亡。死因是熱衰竭引發的彌漫性血管內凝血。